(第三辑）
至于用“爻辰”与天上星宿相值，此法更不会是郑玄自造，若考其渊源，郑玄此说恐怕必有传授。我们知道，郑玄从马融学《易》，而马融即以天象注《易》文，如《经典释文》引马融注《彖》《无妄》之“天命不佑”一名，曰：“天不右行。”注《明夷》六二爻之“明夷，夷于左股”一句，曰：“日随天左旋也。”《周易正义》孔疏引马融注《系辞》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用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虽寥寥数条，但郑氏“爻辰”的天文星象，五行、十二月都有了。故郑氏“爻辰”之说，可能源于马融。而马融传费氏《易》，故其说可能自费氏来。费氏说《易》，即有以八卦与星宿、干支互相配合者。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其内容就是以八卦与干支相配合。所以，《汉书．儒林传》中称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全面。况且，即称“解说”，必定既有所“解”，又有所“说”，怎能是直抄《彖》《象》《系辞》等十篇文字于六十四卦之后，而称“解说”呢？
再案《易纬．乾凿度》：“天地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亦可证起码在西汉时，已有“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之说。又加当初《周易》由太史掌管，古太史兼管天文、历法。如《礼记．月令》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即其证。故这种以天象星宿解释《周易》的方法，估计起源较古，有可能是周太史的遗法之一。而由《系辞》之“仰以观于天文”“仰则观象于天”“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及从《彖》《贲》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等等话语看，《易大传》作者在整理前人遗说时，一定读到过古人以天象解《易》的资料。而考之《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其中又确实包含着不少天文观测的内容。如《丰》卦的卦爻辞，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对日全蚀的一次完整记录。再结合《说卦》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及《系辞》之“在天成象”的说法，我们认为，《周易》的阴阳爻画及其卦爻之辞，肯定及收了当时天文观测的果。
因此，郑氏这种以爻辰上值天象星宿以解《易》文的独特方式，其全貌虽然已难窥见，但凭流传至今的十几条例子，亦可见其一斑。所以，在《易》学研究中，汉人的这部分《易》学遗产，于启发我们探索《周易》本源方面，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实有进一步探讨、考证之必要。
东汉末年，另一个传费直《易》的著名《易》学家为荀爽。
荀爽，字慈明。据《释文序录》记载，唐时荀爽《易》注尚有十卷（《七录》称十一卷）后皆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荀氏注》三卷。惠栋著《易汉学》，张惠言著《周易荀氏九家》，亦皆有辑录。
荀爽讲《易》，其特点是以阴阳二气的“升”“降”交通解释《周易》卦爻辞及《彖》《象》等《易大传》之文。如《周易集解》引荀爽讲《象》《乾》：“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曰：“气微位卑，虽有阳德，潜藏在下，故曰‘勿用’也。”讲《象》《泰》：“天地交，泰。”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讲《彖》《恒》：“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曰“乾气下终，始复升上居四也。坤气上终，始复降下居初者也。”讲《彖》《大壮》：“刚以动，故壮。”曰“乾刚震动，阳从下升，阳气大动，故壮也。”等等，皆其例。
他又以阴阳二气交感解卦爻的变化。如他讲《文言》《坤》：“至静而德方。”曰：“坤性至静，得阳而动，布于四方也。”并在解释《系辞》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时，说：“谓阴升之阳则成天之文也，阳降之阴则成地之理也。‘幽’，谓天上下不可得见者也。谓《否》卦变成《未济》也，‘明’，天地之间，万物成列，著于耳目者，谓《泰》卦变成《既济》也。”
他认为象征阴阳的《乾》《坤》两个卦体，是代表天地生成万物的根源。如他注《彖》《坤》：“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曰：“《乾》二居《坤》五为‘含’，《坤》五居《乾》二为‘宏’。《坤》初居《乾》四为‘光’，《乾》四居《坤》初为‘大’也。天地交，万物生，故‘咸亨’。”这样，《乾》《坤》二卦既然代表“天地交，万物生”，所以，在荀爽心目中，“坎”“离”“艮”“震”“兑”“巽”这六个经卦亦由《乾》《坤》二卦生成。如他注《文言》《乾》之“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曰：“阳动之《坤》而为坎，《坤》者，纯阴，故曰‘湿’也。阴动之《乾》而为离，《乾》者，纯阳，故曰‘湿’也。阴动之《乾》而为离，《乾》者，纯阳，故曰‘燥’也。‘龙’喻王者，谓《乾》二之《坤》五为《坎》也。‘虎’喻国君，谓《坤》五之《乾》二为离而从三也。”接着，讲“与日月合其明”曰：“谓《坤》五之《乾》二成离，离为日，《乾》二之《坤》五为坎，坎为月。”这就是说，他认为经卦“离”是由于《乾》卦内卦九二爻与《坤》卦外卦六五爻与《乾》卦九二爻互换而生成。其他经卦亦同，如他注《彖》《解》之“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曰：“《乾》《坤》交通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显然亦以“坎”“震”是由《乾》《坤》交通而出。（以上所引，皆见《周易集解》）
荀氏这种以阴阳“升”“降”交通解《易》的方法，给了后人以重大影响，如王弼注《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曰：“乾乐上复，坤乐下复。”显然取于荀氏之说。但王弼偏不说“升”“降”而用“上复”“下复”来代替，表示自己不取汉人象数之说。
人们正是根据荀氏有关阴阳“升”“降”交通及《乾》《坤》生其余六经卦的思想，认为他是古人最早谈卦变者，关于他的卦变思想，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此处即不叙述了。
最后我们介绍虞翻。
虞翻，字仲翔，也是东汉末年人，五世家传孟喜《易》学。曾作《周易注》，《释文叙录》说十卷，《隋书．经籍志》称九卷。此人气节很高，不信神仙之事。有一次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
我们以为虞氏《易》最具特色的是其“纳甲“说与卦变说。
所谓“纳甲”说，是以月亮之晦朔盈亏以象八卦，再纳以天干，以此显示八卦消息，使其“不失其时，如月行天”（《周易集解》之《坎》卦虞注）。如他注《系辞》：“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说：“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 。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据此，朱震在其《周易卦图说》称：“纳甲何也？举甲以该十日也，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巽纳庚辛，坎离纳戊己，艮兑纳丙丁，皆自下生，圣人仰观日月之运，配之以坎离之象，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
很清楚，此法系以十干分纳于八卦，而举十干之首“甲”以概其余，故名“纳甲”。根据以上虞氏注文，“八卦”号为：震示初三月象，兑示初八上弦。乾示十五满月，巽示十七日月圆而缺。艮示二十三日下弦，坤示三十日月晦。以此显示八卦的阴阳“消”“息”。
“纳甲”法据说为京房所作，然而孟喜注《中孚》卦六四爻之“月既望”，已谓：“十六日也。”（张惠言《易义别录》卷一）引证其源较古。此说是否整理先秦时代人们以天体运行，阴阳消息释《易》的遗说而成？案《彖》《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其以“先甲”“后甲”说“天行”之“终”“始”；《彖》《剥》：“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其“天行”又有“盈”“虚”之象－－这些话说明战国人确有以月之盈虚释《易》的资料。
“纳甲”说以其丰富的天文知识，对后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东汉人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即采“纳甲”之说以讲练丹，使该书在我国科技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位。
京房所讲“纳甲”法，多用以占筮，前文已有简述。
此外虞翻治《易》严谨，以六爻“升”“降”“上”“下”“旁通”“消”“息”讲卦变（详见《关于‘易’象》及《关于卦变》）他最重卦象，依象解辞，前人认为他尚存西汉古《易》之旨。
观虞氏《易》注，其依象解辞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说“九”“六”变化、“卦气”“消”“息”等，恐怕必有师承，可能确有西汉古法。
东汉人说《易》，多讲“卦气”，虞氏亦主此说。所谓“卦气“之说，据说起于西汉人孟喜，京房亦用之。如《汉书．京房传》云”其说长天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即其证。其法惟《易纬．稽览图》所载较详。
“卦气”说的要旨是以《坎》《震》《离》《兑》四卦主一年四季，即：《坎》主冬；《震》主春；《离》主夏；《兑》主秋。再以此四卦的二十四个卦爻分主一年二十四节气。即：《坎》卦初六爻主“冬至”；九二爻主“小寒”；六三爻主“大寒”；六四爻主“立春”；九五爻主“雨水”；上六爻主“惊蛰”。《震》卦初九爻主“春分”；六二爻主“清明”；六三爻主“谷雨”；九四爻主“立夏”；六五爻主“小满”；上六爻主“芒种”。《离》卦初九爻主“夏至”；六二爻主“小暑”；九三爻主“大暑”；九四爻“立秋”；六五爻主“处暑”；上九多主”白露“。《兑》卦初九爻主”秋分“；九三爻主”寒露“；六三爻主”霜降”；九四爻主“立冬”；九五爻主“小雪”；上六爻主“大雪”。
每个节气又分三候：“初候”“次候”“末候”。因每个节气为十五天，故每候主五天。这样，由二十四节气又推衍出七十二候。再以其余六十卦（即六十四卦去掉《坎》《震》《离》《兑》四卦）分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即365又4分之1除以60等于6又80分之7日，亦即每卦主6又80分之7日，此即古人谈卦气时，所谓“六日七分”的来历。
这六十卦由《中孚》卦起，至《颐》卦而止，以一种特殊次序排列，并按“始卦”“中卦”“终卦”的方式，分配在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中。以“公”“辟”“侯”“大夫”“卿”五种名目，不断地重复着。（详可参看《旧唐书．历志三．大衍步发敛术》）
卦气说的创造者，就是这样以六十卦分配于七十二侯之中。七十二候皆有名称，这些名称在《礼记．月令》中早有记载。它们详细记述了自然界中一些生物和其它自然现象，随着节气发生的变化。如《坎》卦初六爻主“冬至”。“冬至”的初候曰“蚯蚓结”，次候曰“麋角解”，末候曰“水泉动”。“冬至”其始卦为“中孚”，称“公”，主六日七分（即6又80分之7日），中卦为《复》，称“辟”，又主六日七分，共为十二日十四分（即12又80分之14日），其终卦为《屯》，称“候”，亦主六日七分，总为十八日二十一分（即18又80分之21）。《坎》卦九二爻为“小寒”，其初候曰“雁北乡”，其始卦仍为《屯》卦（因三候共主十五日，而三卦共主十八日二十一分，故“小寒”初候仍为《屯》卦（因三候共主十五日，而三卦共主十八日二十一分，故“小寒”初候仍为《屯》卦），接下去七十二候有“鹊始巢”，“野鸡始雏”，“鸡始乳”，“鸷鸟厉疾”……等等。
很显然，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古人随着节气变化，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如“蛰虫始振”，“鸿雁来”，“草木萌动”，“桃始华”，“雷乃发声”，“始电”，“鸣鸠拂其翼”，“蝼蝈鸣”，“半夏生”，“大雨时行”，“寒蝉鸣”，“鸿雁来”，“草木黄落”，“水始冰”，“地始冻”，“闭塞而成冬”等等。由其内容看，有的记述了候鸟的迁徙，如“春分”（《震》卦初九爻）其初候为“玄鸟至”，而“白露”（《离》卦上九爻）中候则为“玄鸟归”。有的记述了某些自然现象的出没日期。如“清明”（《震》卦六二爻）末候为“虹见”等。但从这七十二候中，也能看到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如“鹰化为鸠”，“田鼠化为 ”，“腐草为萤”，“爵入大水为哈”，“野鸡入水为蜃”等等。
总之，七十二候记述的上面种种自然现象，都随了节气变化着，节气的变化，又基于地球的远日点和近日点。如果“爻辰”是以古人的星学知识解《易》，则“卦气”之说，其实质无非是以古人朴素的太阳历学，亦即以日学知识以解《易》了。
“卦气“之说，虽说不见于先秦，但与“爻辰”“纳甲”一样，溯其源，恐怕也不是汉人独创。由于《系辞》作者称赞《周易》“是故法象莫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象》《革》也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看来，《系辞》及《象》的作者，可能见过当时《周易》与律历知识相结合的遗说。而《说卦》则更加明确的指出：“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据此，可以肯定：在《说卦》写成之际，或者更早，古人已有以“兑”主秋之说。而《象》《复》又说：“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文中有“至日”，到“至日”即”关“而商旅不行”。按照“卦气”说，《复》卦在“冬至”。西汉时，每逢“冬至”“夏至”，官吏休息不办公，据说其习相沿已经很久。《汉书．薛宣传》：“及日至休吏……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 师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文中既称“所繇来久”，故秦汉之前恐怕已有此习谷。这正与《象》《复》之“至日闭关”相符。可见作《象》之际，已有《复》卦当“至日”之说。同时，《系辞》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这种以《乾》《坤》两卦之爻主一岁的说法，也与卦气说一致。
先儒多定“爻辰”“卦气”为汉人所造，因《左传》《国语》筮例中，未见其说。其实，《左传》《国语》所载筮例，面极窄狭，若据此而考古筮法，断定“纳甲”“飞”“伏”“世”“应”诸说，为汉人所造，尚可作为依据。但若以此二十几条筮例，窥探古《易》包含的全部内容，似恐欠妥。像当初韩宣子到鲁国去，在太史氏那里见到了《易象》与《鲁春秋》，以为：“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而考之《左传》《国语》全部筮例，却无一条以《易》发挥周礼者，此即明证。故《左传》《国语》筮例无此说，不能证明春秋时代太史遗法中没有以《周易》与天文、律历相结合者。而《说卦》之“兑，正秋也”，即战国时代或这之前已有卦与节气相值说的铁证。更重要的是，《说卦》乃辑录前人《易》象而成，故此说在战国时代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
但我们估计其说当初比较简略，由田何传入西汉后，经过其弟子及后人的不扩充、发挥以至于附会、发明，到东汉时，才逐渐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所以，“卦气”与“爻辰”“纳甲”一样，仍是我们探索汉人汉《易》的一个重要侧面。
另外，东汉人说《易》，还有“蒙气”“十二禽辰”诸说，此处即不一一介绍了。
总起来说，东汉《易》学虽不如西汉兴旺，但今天所能见到比较系统的汉《易》，却只有东汉人的了，其中又以虞《易》最为完备可观。因此，自唐以来，虞氏《易》成为历代《易》学家探索汉《易》的主要资料，对后人治《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代《易》学研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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