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夏商周时代的天命观
所谓“天命”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定内容。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俱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化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到高无尚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尚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尚的“天帝”，就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
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尚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